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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M·布坎南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论”

詹姆斯·M·布坎南,美国的经济学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来自2012/03/13/-03/14/ 小宇宙百科12073-12074

鲁锐/编 吴悠/配图

【专栏-精思国计,细量民生】詹姆斯·M·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它更偏向于经济学说而不是政治科学,因为它严格建立在经济学家对人的标准假设——即人是合乎理性的并且是使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基础之上。个人同意把对社会力量的垄断交给政府,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有助于增加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在让渡权力前,政府需要接受一套规则。如何采纳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是否能变得更好等议题,就是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开创性著作《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所探讨的主题。布坎南认为,宪法就是这个使全体公民让渡公权力的规则。关于宪法的经济分析也就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部分。

在《民主进程中的财政》《自由的限度》和《宪法契约中的自由》等一系列著作中,布坎南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公营部门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背后存在的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布坎南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在那里他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这使他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也影响他发展出后来的政府失灵论题。“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中最核心也争议最多的论题。它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由于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偏离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考虑到政府失灵的弊端,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相对正确并且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对于政府地位与作用的定位,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固有的不完善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政府作为经济的调节者是必须的,但布坎南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具体到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在传统与制度上都缺乏民主因素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制约较为虚弱,中国政府拥有更大的冲动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目前的改革悖论。中国经济改革30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20年是第一个阶段,后10年是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其其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对政府是最优的,政府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深入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造租能力,使政府缺少改革的动力。同样,政府也不想退回到计划经济去,全都是计划而没有市场,造出来的租无法套现成货币,它需要市场,在市场上寻租。保持现状是政府的最优博弈策略。面对经济现实,布坎南的理论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目前的政治改革窘状,一个完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既无必要,更不可能存在,只有在抛弃了政府无私利的幻想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才能有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更加有效的方案。鲁锐/编·精思国计,细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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